你拥有世界上最顶尖的12位球员，他们手里的大满贯赛冠军奖杯可以堆满一整间屋子；你的背后是一大堆垂涎三尺的大财团，他们动辄在你的队员身上抛下数千万美元的赞助款；甚至在大洋的那一边，你的队伍也能得到比主场的对手更多的欢呼，因为他们可以看见世界上最好球员的表演。

但贴在你身上的标签，还是“失利者”。

47岁的汤姆·莱曼正与自己的数位前任一样，宿命地面对着美国队几乎逢欧必败的可怕命运。这样的日子从1985年开始。之前的25届比赛，美国队在英国队、英爱联队、欧洲队的面前输了3次；之后的10届莱德杯，美国队赢了3次。最近的一次失利是在2004年密歇根州的奥克兰山俱乐部，那四天出现在球场上的大多数球员，在今年你还可以看见。那年，他们输给欧洲队的比分是9.5：18.5。

这是一个荒谬的结果。这个国家从不缺少高尔夫英雄，尼克劳斯有18个大满贯赛冠军在手，伍兹12个，沃尔特·哈根11个，而在赢得过超过5个大满贯赛冠军的16人名单上，只有3个欧洲人——哈里·瓦登、尼克·法尔多和詹姆斯·布莱德。但这是莱德杯。“个人英雄主义”也许是莱德杯最不需要的东西，除了最后一天的单挑PK。但对于“梦之队”（梦幻or梦游）的成员来说，这已经成了他们性格的一部分。美国学者朗·因格哈特口中“后物质主义”时代的开始——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正是他们出生、成长的时候，“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会在一些有某些社会人口特征的民众中逐渐显现出来。”（辅仁大学陈正和教授语）没有经济危机的困扰，他们那大多为中产阶级的父辈，从这个时候开始追求尊严、自主、自我实现。而他们从小所面对的最大挑战，便是如何在这个社会实现个人的价值，建立自己的名誉。

这就是所谓的“美国精神”。美国式英雄兰博在《第一滴血》中演尽独闯虎穴的一招一式，而英国间谍007詹姆斯·邦德若是没了Q博士，也不过泯然于众人。一个典型的美国式英雄，从来不是团队合作的结晶。他们习惯以个人的最强姿态出现在世界面前，对拼命抱成团想对抗自己的欧洲不屑一顾。个人主义的思潮早就不新鲜，“我时代”不过是它的又一次爆发而已。就连《独立宣言》也说：“人人都从上帝那里被赋予了一些不可转让的权利。”“人人”，而不是“我们”。

美国人于是将这些权利带到了莱德杯的球场上。2004年的奥克兰山惨案之前，美国队世界排名仅次于伍兹的米克尔森更换了自己的木杆，从Titleist换到了Callaway。临阵换枪，这几乎就等同于向欧洲队举白旗。素来我行我素的左手怪自然不为所动，“新球杆的科技含量很高。”他说。于是在和老虎搭档的四人两球赛上，第18洞，他用高科技的新3号木把球开到了OB桩旁边。老虎担下了罚杆的罪名，在20英尺保破击推偏出后，他们丢掉了这一分。导致输1洞。

所有人都在诟病将伍兹与米克尔森配对的举动，两天比赛他们一分未得，二人在球场上互不理睬的表情更是让观众记忆深刻。但这不是失败的根本。伟大的《独立宣言》注定了他们不是一个队伍，只是12个人。他们拼命地想展示自己的球技，想赢得观众的掌声，但他们正是这样把自己的同伴推入泥沼的。

米克尔森：白人，出生于圣迭戈，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心理学系毕业，有肚腩，爱甜食。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代表。美国队不止一个米克尔森。

欧洲不是没有中产阶级，英国绅士传统的刻板也让人生厌，他们甚至不是来自同一个国家，说同一种语言——但当所有人被团结在蓝底黄星的欧盟旗下时，即使是坚持将英镑攥在手里的英国人，也知道怎样Make a team。每个晚上他们一起吃饭，从未有人缺席；他们一起坐大巴离开球场，他们一起在午饭时举起一杯啤酒，他们在沮丧时能得到队友宽厚手掌的安慰。达伦·克拉克爱妻新丧，麦金利宁可不打PGA锦标赛，也要出现在葬礼上。是的，奥克兰山的美国人有12个大满贯冠军在手，欧洲人一个也没有，但当伍兹、米克尔森、拉夫三世们昂着头、咬着嘴唇，将孤独的背影留给电视镜头的时候，景深模糊处，一群快乐的欧洲人正拥抱在一起，庆祝自己的又一次胜利。万能的上帝，你赋予你的孩子们自由和土地，让他们呼风唤雨，傲立在世界之巅。但为何古板、愚笨的欧洲人，能让他们乖乖地臣服在自己脚下？

“信不信由你，美国之外的地方，也有会打球的人。”加西亚说。